10月11日—12日，G20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经济失衡和汇率问题将是焦点问题。在此次领袖峰会之前的韩国庆州G20财长会议上，各国财长已经唇枪舌战。比如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设GDP4%为顺差和逆差的基准线，各国努力控制这一指引性指标”，无疑这是“敲打”贸易顺差国——中国和德国，中德都明确示以拒绝。相反，中国和德国都批评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认为美国的举动将加剧世界金融动荡。

可以预见，在最核心的汇率和贸易问题上，G20峰会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是目前世界经济利益博弈的“深水区”。就像庆州会议一样，各国可以发表一些辞令性的说明，比如“赞同各国汇率走向完全市场决定”、“赞同减少全球贸易失衡的风险”等等。而在一些附从性的议程上面，比如IMF投票权转移和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巴塞尔III之类)会取得进展。有趣的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IMF投票权改革也许是多次G20峰会最显著的成果，核心议程都是乏善可陈，IMF投票权改革就是狂飙突进，也许G20峰会等同于IMF投票权改革峰会。

之所以在贸易失衡和汇率问题上倍感棘手，是因为此轮贸易全球化造成利益的结构主义使得失衡具备持续能力。中国10月份贸易顺差飙升到271亿美元的高度，呈现加速状态。德国的贸易顺差也是如此，9、10月份都达到了近140亿欧元的水平。但是，其他国家惩罚中德的贸易顺差是“不可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和德国的贸易顺差都在逆差国内部制造了“维护势力”。德国的顺差主要是在欧洲内部获得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德国人充当了“救市主”，没有德国人的帮助，欧洲无法稳定下来，那些债务国家的政治家也无法控制局势。

中国的情况更是精妙。很多人都将中国和日本类比，似乎“日本道路”是中国唯一的归宿。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的差异之大，使得日本“广场协议”式的教训几乎没有任何参考性。前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萨默斯用一个词定义了“中美经济关系”：“贸易和金融恐怖核平衡”。他的意思是，中美之间高度、奇特、危险地融合。这跟过去的日本不同，日本并没有同美国经济利益“高强度地融合”。

过去信奉“亚细亚李斯特主义”的日本尽可能地向美国人关闭内部市场，排斥外部资本的进入，用本国民众福利的恶化和补贴来支持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鼓励民众“买日货弃美货”并视其为一种最时尚的爱国形式。日本独食一切，日本单方面地赢得大量贸易顺差，日本鲁莽地展开全球收购，日本人在开放性的美国社会没有拉拢任何盟友。美国朝野几乎“心齐划一”的震怒，对日元低估施展不择手段的压迫。广场协议让日元的爆炸性上升导致外需的剧烈波动，日本人不得不用低利率的手段来刺激内需填补外需，最终吞服创纪录的资产泡沫的恶果。日美之间不是“恐怖平衡”，而是“脆弱均衡”，是可以单方向被惩罚的。

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中国的贸易顺差并不是独食性的，中国的市场对外部资本是开放的，中国只不过替那些在华投资的外企持有贸易顺差，这些顺差迟早变成外企利润汇回美国。所以，美国朝野难以像对付日本一样心齐，美国的大部分跨国公司往往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坚定盟友，因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在华跨国公司的商品需求的下降(例如苹果公司)，从而影响跨国公司稳定的利润流。于是，在华的跨国公司会资助游说集团弱化愤怒议员的提案。于是，对于美国内部的利益群体而言，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群体不一定能战胜支持人民币低估的群体。而中国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顽强坚持“人民币升值自主性”的本钱之一。

中德巴西等国在G20峰会上对美联储“印钞升级”的抨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伯南克无疑铁了心用“印钞”来“电击”市场，最终让市场感受到通胀的恐惧，从而鼓励民众消费和投资，推高货币的流通速度。这一长久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鉴于QE1对失业率没有什么帮助，这造成了联储内部的分歧和疑虑，伯南克的“撒钱派”势力已经受到一些挫折，我们的判断是，QE2的购买时间会比想象的要长，甚至在某一个时间段有中止的可能。也就是说，G20峰会给世界带来的几乎是一成不变：贸易和汇率失衡照旧，量化宽松会在实际操作中部分收敛。世界还是在旧的轨道上行进，这条路还远远没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