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防城港码头

　

这个夏天，东部沿海地区发出一系列不寻常的讯号:

　　5月中旬，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

　　一个多月，由南向北，三个省份的沿海发展规划渐次成为国家战略，这样的密度和力度前所未有。而在去年初，《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也已获得国务院批准实施。整套部署前后联系，耐人寻味。

　　“三大”与“四小”——

　　通过新一轮布局，中国沿海经济版图渐趋完整

　　从地理上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福建“海西”、江苏沿海、辽宁沿海经济带，恰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相间排布。“通过这一轮布局，我国东部沿海‘三大四小’的开发格局基本形成，沿海经济版图渐趋完整。”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指出。

　　在三大经济圈基本成型之后，从国家层面对“四小”进行规划布局，势所必然。

　　当然，“三大四小”只是学界的一种说法，大与小也只是相对概念。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看，整个东部沿海基本呈现为一条波浪形曲线，高低相间，颇有规律。如果说“三大”是沿海经济带上的高地，那么“四小”在总体上就是相对薄弱的环节。

　　比较典型的是江苏。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大省，江苏的地区生产总值全国第三，财政收入全国第二，实际利用外资全国第一。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江苏也有洼地，而这块洼地恰恰就在沿海。数据显示，江苏沿海地区的人口、面积均占全省的1/5左右，经济总量只占全省的1/10，人均GDP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0%左右，城市化水平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也就成为江苏的“西部”。

　　福建也有发展压力。北接长三角，南连珠三角，福建可谓“左右逢源”。但是，福建人亦喜亦忧：两大三角洲对福建经济既有辐射作用，也有“虹吸”效应；既有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到福建投资建业，与福建企业分工协作，也存在把福建资本、资源吸引到两大三角洲的趋势。福建处在两大三角洲之间，既能互利互补，也有竞争压力，有人甚至感到“挑战大于机遇”。

　　有高地，也有洼地，这就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现实。通过这一轮调整布局，最直接的效应就是逐渐填平沿海洼地，实现这一地区的均衡发展。“东部沿海承担着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使命。有了沿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才有全国的经济一体化；有了沿海地区的区域协调，才有更好地进行全国的区域协调。”杨建文说。

　　同时，对沿海的新一轮布局，体现了国家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深谋远虑。“我们提出要实现均衡发展，但它又是有重点的均衡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对外体现国家竞争力，对内承担辐射带动全国发展的重任。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无疑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他还强调，东部率先不仅包括经济指标的率先，还包括率先调整经济结构、率先推进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沿海地区的要求更高了，责任更重了。”

　　“这一轮沿海战略布局，也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举措。”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指出，沿海地区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最大。然而，沿海地区又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实现中央提出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沿海地区任务重、责任大。

　　“发展”与“开发”——

　　一字之差凸显理念与模式之变

　　沿海开发，这是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词组，几乎成为“固定搭配”。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发”是最热门的字眼。尤其是1990年国家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沿海地区论经济时必谈“开发”。

　　仔细留意这次4个省份的沿海规划，均未出现“沿海开发”的提法，主标题用的多是“发展”一词。比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出，“国家高度重视广西沿海地区发展，明确将北部湾经济区作为西部大开发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提出新要求，赋予新使命。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发展的机遇已经来到，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开发”与“发展”，一字之差，内涵却大有不同，它折射出这一轮沿海战略的新背景、新起点、新要求。

　　一个基本的背景是，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建设后，东部沿海的基础条件与改革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世界工厂”、“外资高地”……一顶顶桂冠相继落在这片全球最炙手可热的区域。但是，如今的东部沿海，关键词已不再是“三来一补”，而是“自主创新”；不仅仅是“招商引资”，还有“招才引智”。挥别以往粗放的模式，走科学发展、集约发展之路，成为这一轮沿海开发的必然选择。

　　换言之，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还是90年代的长三角，起步之初都很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意味，都很有“在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而如今，无论“三大”还是“四小”，发展的起点都更高了，要求也更高了。比如，各地的沿海战略都贯穿了这样的主线：产业—城市—港口“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两个“三位一体”，折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之变。“开发”悄悄被“发展”取代，就在情理之中了。

　　“现在当然要强调干，不过，这是巧干苦干，不是乱干蛮干。心要热，头要冷，要认真做好规划，选择好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项目，不能盲目地大干快上，不能放低产业准入门槛。”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开明说。

　　“当前的这个机遇是科学发展的机遇，创新的机遇，如果还是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老路，还是搞‘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机遇就变成了‘遭遇’。”大连花园口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董呈发说。

　　看来，对于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大家的认识趋向一致。

　　另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是，当前世界经济秩序正处于大调整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加速世界经济版图重构。有专家认为，中国这一轮沿海战略的提出，明显具有着眼“危机后时代”的深意。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本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它不会因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根本逆转。而这几个沿海发展规划的时间节点，恰恰都是2020年。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仍未散去的背景下，把福建、江苏、辽宁的沿海规划提升为国家战略，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应景之举，更是为‘危机后时代’的中国经济先行布局，以争取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华民说，这一轮沿海战略的实施，某种程度上凸显的是一种新的战略诉求——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沿海地区的经济融合，提升沿海地区的综合实力，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确立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新坐标。

　　机遇与责任——

　　沿海战略不单是沿海的事，国家战略的背后是国家使命

　　“千载难逢的机遇”。翻看上述省份的近期报道，这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组。

　　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一个省份的沿海发展规划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说明这个区域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既然成为国家战略，必然会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与之配套，巨大的政策效应必将助推相关区域的发展。

　　不过，纳入国家战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机遇的确千载难逢，但这个机遇怎么抓，能否把机遇转化为发展，这些问题才刚刚破题。固然，人们可以乐观地期待，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将随之滚滚而来，但是，这些生产要素的聚集并非自动的、无条件的，无所作为或者不善作为，机遇也会错失。

　　隐约有种倾向：一个区域内的几个城市，都提出要当“龙头”和中心城市。有这样的雄心无可厚非，不过，“龙头”并不是争来的。而且，真正重要的也不是谁当“龙头”。要知道，纳入国家战略的是“区域”而非“市域”。

　　人们发现，在一些城市，不少干部群众津津乐道的，几乎都是自己的事情，很少言及整个区域。这也正常，每个城市做好自己的事情，整个区域自然也就发展起来了。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就不能自顾自了，必须有区域观念，有整体意识。

　　比如，一个区域内有若干城市，大家怎样错位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如果盲目争抢资金，恶意比拼优惠，那样，不仅对自身不利，对整个区域的竞争力也是一种损害。相反，如果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搭建统一的市场平台，维护共同的区域品牌，发挥各自长处，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布局，避免出现重复建设，那样，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又好又快地推动了区域的整体发展。

　　更重要的是，将一个省份的沿海发展战略升格为国家战略，那么，这个区域的发展就不再是一个省的事，甚至也不再是沿海地区的事，国家战略的背后是国家使命。

　　比如，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于加快苏北地区发展，缩小苏南苏北差距，进而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和整体实力提升，完善全国沿海地区生产力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而江苏沿海发展的重中之重连云港，更被寄予厚望。连云港南联长三角，北接渤海湾，向东与东北亚隔海相望，特别是向西通过陇海铁路与中西部地区一脉相牵，被称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它的发展，就要与国家实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紧密联系起来。

　　辽宁转身向海，意义也非同寻常：地处环渤海的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京津冀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区相互呼应。然而，它更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出海通道。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对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带动东北腹地发展，并进一步辐射内蒙古东部，形成沿海和内地互动的局面，至关重要。

　　福建“海西”的战略指向同样清晰：立足全国布局，把发展的“地方品牌”上升至“全国品牌”，于此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全国经济区域布局；立足东部率先，将“福建板块”打造成粘合“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海峡走廊”，于此有利于在国家鼓励东部优先战略中率先发挥福建后发优势；立足闽浙赣、闽粤赣等跨省区域协作，服务中西部，打通“山门”，再筑一条向中西部输送“发展资源”的“开放通道”，于此有利于形成服务中西部开发的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立足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加快、加深闽台全方位交流，于此有利于构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前沿平台。

　　也就是说，这一轮的沿海新战略，与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其实，就在一系列沿海规划出台的同时，中西部的一些区域规划也纷纷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比如，就在6月份，国务院批准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而在去年，武汉城市圈和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就是说，对于区域协调这盘棋，中央有着缜密思考和统筹安排。在这个棋局中，各个区域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率先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当然承担着更重要的国家使命。

　　的确，沿海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区域，都应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承担起示范和引领的责任，都能在辐射和带动中部、西部、东北等区域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或许是此轮新沿海战略布局最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