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间谍门暴露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

　　就像一场刚刚启幕、渐入高潮的大戏，力拓“间谍门”的每一个进展都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该案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表示，他已在最近的一次会晤中向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史密斯介绍了案件的情况，中方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力拓的雇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中国国家机密。

　　7月5日，胡士泰等四名力拓雇员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刑拘。据报道，胡士泰等人通过贿赂获得的机密信息，应该包括国内各大钢企的原料库存周转天数、进口矿需求、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

　　机密遭窃，让力拓摸清了中国钢铁业的谈判底线，中方被动不言而喻。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除2007年的谈判中方居于主动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被动。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

　　媒体和舆论强烈谴责“潜伏者”和“内鬼”，亦有反思中国钢铁行业之乱象，甚至有呼吁切断中国经济官员下海或退休后进入跨国公司的无防火墙通道。

　　对此，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人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内鬼’的道德谴责层面，也不能只是拾遗补阙似的小修小补，而应全面检讨国家经济安全状况，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检视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以应对全球化格局下的全新经济竞争。”

　　中国竟没有一部经济安全法

　　“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的经济安全体系非常脆弱，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力拓‘间谍门’只是暴露了这一现状而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

　　计划经济年代闭关锁国，很少发生商业间谍案。江涌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工业信息和商业信息遭窃案逐年增多，目前已进入经济谍战高发期。

　　中国加入WTO以后，融入全球经济越来越深，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信息流竞争。“这个信息流的竞争，中间就有相应的谍战。”江涌说。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遭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六成以上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工业间谍、商业间谍国际上早已有之，屡见不鲜，几乎一直伴随着工业社会以来的进程。全球化格局下，国际商业社会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类似案例。”江涌说。可口可乐、宝洁、甲骨文、德国大众、日立、三菱、爱立信，这些耳熟能详的国际巨鳄，历史上都不同程度爆出商业间谍丑闻。美国媒体报道，名列《财富》全球1000强的大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商业间谍事件，损失总数高达450亿美元。

　　德国情报部门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国家安全开支中用于维护经济安全的开支比例就超过了一半，凸显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当中的重要地位。江涌表示，但中国无论是立法还是组织体系都极为缺乏。就立法而言，别说构建一个立体的经济安全防护法律体系，就连一部专门的法律都没有。

　　可资对比的是美国。为保护本国安全，100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1917年就有《反间谍法》，1947年出台《国家安全法》，其后又不断修正，弥补漏洞与不足。进入全球化时代，为应对全新的竞争格局，1996年出台《反商业间谍法》。“9·11”后，又借反恐之名出台《爱国者法案》。随后由于主权财富基金崛起，新兴国家到美国并购频繁发生，《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应运而生。

　　“美国这套体系非常严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让你钻。”江涌指出，相形之下，中国现行的《保密法》、《国家安全法》均针对传统安全，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正是由于立法缺失、老化，导致力拓“间谍门”发生后，西方舆论群起攻击中国对“国家机密”的定义过于宽泛模糊。

　　同样缺乏的是组织机构。江涌说，作为国家最高经济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直到今年5月才在国民经济综合司下设经济安全处。该处职能包括“提出国家重要物资储备政策建议，拟订并协调国家重要物资储备计划；组织研究和提出国家经济安全和总体产业安全战略及政策建议”。

　　“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协调机构，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也远远不够。”江涌介绍说，美国即有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政府部门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亲任主席，权威非常高；下面则有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当然还有权限非常大的联邦调查局。在国会，也设有相关的各种委员会，比如外国投资与审查委员会等等，甚至还专门针对中国设有一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我们的官员热衷于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将国际市场想象成风平浪静的完全自由竞争福地，一些部门领导人甚至排斥或干脆拒绝接受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概念。”江涌认为，真正的差距还是在观念上。他建议，应以此次力拓“间谍门”为契机，全面评估反思我国的经济安全体系，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加以重建。

　　我们应从铁矿石定价中学到什么

　　“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对‘间谍’和‘内鬼’的道德谴责层面上，我们付出的学费就太不值得了。”白益民说。同样，仅仅靠揪出“间谍”和清理“内鬼”，也不能改变中国钢铁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弱势地位。

　　在铁矿石资源布局和价格谈判中，日本钢铁制造商和贸易商彼此分工协作，紧密配合，一致对外协同作战，就像一支作战能力极为强大的联合舰队。“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日本企业能做到，而我们的企业却做不到？”白益民说。

　　在江涌看来，与日本“联合舰队”比起来，中国钢铁企业和贸易商就像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不堪一击。钢铁业乱象，被普遍视为在铁矿石谈判中中国钢企处于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有两个铁矿石市场——长期协议矿和现货矿市场。2008年下半年以前，长协矿价格一直低于现货矿价格，其间存有巨大套利空间。一些具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在进口了便宜的长协矿以后，在现货市场转手倒卖给不具进口资质的中小钢企，牟取巨额利差。一些钢企的利润甚至主要源于倒卖长协矿。那些具备进口资质的钢企，自然希望将长协矿量最大化。

　　2008年下半年现货矿价格低于长协矿价格，饱受大中型企业倒卖长协矿之苦的中小钢企私下大量进口铁矿石。这使得中钢协在谈判中处境更为不利。尽管中钢协屡屡公开谴责，并于今年2月推出《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却收效甚微。

　　国内大小钢企和贸易商，利益矛盾冲突，自然无法统一立场，更谈不上协同作战。“不仅钢铁业混乱如此，稀土、焦炭等多个行业都是一样。”江涌说。作为世界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对稀土和焦炭却不拥有定价权。

　　白益民认为，揪出“间谍”和清理“内鬼”、研究如何规范铁矿石贸易，在技术上都是必要的，但要彻底改变行业恶性竞争的现状，打造真正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强大公司，还需全面反思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日本大财团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